原序：
癸卯岁，漫叟授道州刺史。道州旧四万余户，经贼已来，不满四千，大半不胜赋税。到官未五十日，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，皆曰：“失其限者，罪至贬削。”於戏！若悉应其命，则州县破乱，刺史欲焉逃罪；若不应命，又即获罪戾，必不免也。吾将守官，静以安人，待罪而已。此州是舂陵故地，故作《舂陵行》以达下情。
这首《舂陵行》是元结的代表作之一，曾博得杜甫的激赏。杜甫在《同元使君舂陵行》诗中说：“观乎《舂陵》作，欻见俊哲情……道州忧黎庶，词气浩纵横。两章（指《舂陵行》及《贼退示官吏》）对秋月，一字偕华星。”《舂陵行》确实是灿若秋月华星的不朽诗篇。
唐代宗广德元年（763），诗人任道州刺史；第二年五月，诗人来到任所。道州旧有四万多户人家，几经兵荒马乱，剩下的还不到原来的十分之一。人民疲困不堪，而官府横征暴敛却有增无已。元结目睹民不聊生的惨状，曾上书为民请命，并在任所为民营舍、给田、免徭役，很有政绩。他的《舂陵行》，就反映了当时苦难的现实，表现了他对人民的同情。
全诗分为三部分。前四句是第一部分，写上情，概括叙述了赋税繁多，官吏严刑催逼的情况。“军国多所需”是本诗的关键，是人民痛苦的根源，诗人痛感于赋税的繁重，所以开篇提明，单刀直入。这么多的需求，哪儿来呢？自然是命地方官去找老百姓要，于是引出下文。“切责在有司，有司临郡县”，顶针句的运用，从形式上造成一种紧迫感，表现上级官府催促之急。而官吏却一个赛似一个地施用重刑，催逼频繁而严厉，百姓怎么受得了呢？短短数语，渲染了一种阴森恐怖的气氛。
“供给岂不忧”至“况乃鞭扑之”是第二部分，写下情，具体描述百姓困苦不堪的处境。
前两句“忧”与“悲”对举，通过反诘、感叹语气的变化，刻画了一个封建时代的良吏的矛盾心理：即忧虑军国的供给，又悲悯征敛下的百姓。诗句充满对急征暴敛的反感和对人民的深切同情。在这屡经乱亡的年代，百姓负担重荷，“困疲”已极。诗人只选取了“大乡”“大族”来反映，他们尚且以草根树皮为食，小乡小户的困苦情况就更不堪设想了。“出言气欲绝，意速行步迟”，只用两句诗，就活画出被统治阶级苛剥殆尽的百姓的孱弱形象。由此而引起的诗人的同情和感慨，“追呼尚不忍，况乃鞭扑之”，又为第三部分的描写埋下了伏线。
前两部分从大处着笔，勾画出广阔的社会背景，下面又从细处落墨，抽出具体的催租场景进行细致的描写。“邮亭传急符”以下是第三部分，写诗人在催征赋税时的思想活动。
诗人先用“急符”二字交代催征的紧急。接着再加一句“来往迹相追”，一个“追”字，具体形象地展现出急迫的情状。诗人深受其累，在这首诗的自序中说：“到官未五十日，承诸使征求符牒二百余封，皆曰：‘失其限者，罪至贬削。’”他对此异常不满，明确指责这种“迫促”毫无“宽大”之“恩”。
然后集中笔墨揭示诗人的内心世界，把诗人的感情变化写得非常委婉，非常细腻。一开始，诗人设想了各种催缴租税的办法：让他们卖儿卖女──不行，那样会逼得他们铤而走险；抄家以偿租赋──也不行，他们还靠什么生活呢？写到这里，诗人荡开一笔，借所听到的“道路言”表现人民的怨声载道。“重驱逐”的“重”字，既照应前面的“乱亡”“山贼”字样，也写出官凶于“贼”的腐败政治现实，表现出强烈的怨愤情绪。这就促使诗人的思想发生了变化：诗人由设法催促征敛，转而决心笃行守分爱民的正直之道，甚至不顾抗诏获罪，毅然作出了违令缓租的决定。希望自己的意见能上达君王，请求最高统治者体察下情，改革现状。
在这一部分，诗人发了很多议论。这是他激烈思想斗争的表现，是心声的自然流露。诗人通过这些议论，具体深刻地展示了自己思想感情的变化过程和根据，波澜跌宕，感人至深。
这首诗以情胜，诗人“情动于中而形于言”，用朴素古淡的笔墨，倾诉内心深处的真情实感，有一种感人肺腑的力量。诗中心理描写曲折细腻，淋漓尽致地展现作为封建官吏的诗人，从忧供给到悲征敛，从催逼赋税到顾恤百姓，最后献辞上书，决心“守官”“待罪”（见序），委曲深细，“微婉顿挫”（杜甫《同元使君舂陵行序》）。这首诗不尚辞藻，不事雕琢，用白描的手法陈列事实，直抒胸臆，而韵致自在方圆之外，正如元好问所说：“浪翁水乐无宫徵，自是云山韶濩音（《论诗绝句》），具有一种自然美，本色美。
（张燕瑾）